2021年09月26日09:54 來源：學習時報
採訪對象：鄭金沐，1936年1月生，福建莆田人。1959年畢業於廈門大學，高級經濟師。1969年6月到廈門市計委工作。1983年10月任市計委副主任兼市物價委副主任，1985年7月兼任市體改委委員，1986年8月兼任市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辦公室主任。后任市體改委副主任、主任，市計委主任。
採 訪 組：沈凌 路也 胥晴
採訪日期：2017年6月5日
採訪地點：廈門賓館
採訪組：鄭主任，習近平同志1985年6月到廈門任副市長，您是市計委副主任。你們是什麼時間見的面？
鄭金沐：近平同志來廈門當副市長以后，找市政府部委辦領導了解情況，第一個找到的人就是我，我感到非常榮幸。當時我雖然不認識他，但我知道他的父親是習仲勛同志，從情感上非常尊重他。他的辦公室在我樓上。我跑到樓上去，他們就跟我介紹說，這是習副市長。近平同志給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個子很高，長得很帥，很平易近人，一點也沒有架子。
那次叫我上去，他要我陪他去工廠調研。我記得他在工廠裡也是很熱情地和職工們打招呼、問情況，非常隨和。
后來聽陪同他去同安縣五峰村（以前是蘇區，鬧革命的地方）的同志說，村支書請近平同志喝茶，當時山裡老百姓用的茶具可沒現在這麼講究，上面都積滿了茶垢，黑不溜秋的，看起來有點臟。以前有領導下來調研，一坐下來，秘書就把保溫杯端過來，喝的都是自己帶來的茶水。沒想到近平同志毫不猶豫非常自然地拿起杯就喝了起來。這個茶杯一端，他和村支書、和村民的距離也就一下子拉近了。我聽了之后很感動。
后來我了解到大家對他的評價，跟我第一次接觸他的感覺是一樣的。我想，這可能跟他在陝北插隊，一直跟農民同吃同住打交道有很大關系。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初到廈門工作，有沒有跟您交流過他對廈門當時經濟社會發展的初步印象和判斷？
鄭金沐：近平同志沒有直接跟我講過他對廈門的最初印象。他倒是公開講過對廈門的印象，那是慶祝廈門特區成立25周年之際，廈門電視台記者去浙江採訪他，他說，1985年中央組織部調他到廈門工作，他是從中央機關到河北，又從河北過來。他剛到廈門包括到福州，和預想的反差很大。因為他以前從來沒有到過福建，總的感覺不像想象中認為的那樣開放和先進，特別是從基礎設施上看，從市容市貌上看，當時廈門確實是相對比較落后。有很多人到了廈門，感覺特區怎麼是這個樣子。所以，近平同志說：“在開始的過程中，工作之艱難是可以想象的。”
不僅是物質條件的落后，當時還有人說廈門是一個海島，廈門人的一些思維方式被稱為“島民意識”“海島意識”。因此，相比別的特區，廈門經濟特區的創建工作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那就是觀念上的更新。回首廈門經濟特區25年走過的不平凡歷程，近平同志對內涵豐富的廈門精神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廈門的人民群眾是廈門建設的主體，多年來廈門的建設都離不開廈門人民的辛勤努力。廈門的同志創造了很多精神，最早是陳嘉庚精神，50年代有海堤精神，還有英雄三島精神、鼓浪嶼好八連精神、馬塘精神，等等。這些凝聚成了一種艱苦奮斗、拼搏創新的廈門精神。曾幾何時，改革開放這樣一種東風，全方位的開放，廈門人樹立了一種改革開放的廈門精神，這裡邊有自力更生，這裡邊有銳意創新，這裡邊有一種包容並蓄、大氣和諧的內涵。廈門也從一個封閉的海防城市，建設成現代化的海上花園，為人所羨慕的一個美麗現代化城市。
採訪組：1985年，習近平同志力促成立廈門經濟信息中心，打造宏觀經濟的“千裡眼”。請您談談整個建設過程。
鄭金沐：近平同志對廈門經濟信息中心建設非常重視。根據國家和省裡對經濟信息管理系統的規范和要求，廈門1984年就開始籌建這樣一個信息中心，當時叫計算機站，1985年改為現在這個名稱。
近平同志對廈門經濟信息中心的籌建工作抓得非常緊，一環扣一環地推進。他認為，特區要發展市場經濟，參加國際經濟大循環，光有機場、碼頭、通訊設施是不夠的，還要打造宏觀的“千裡眼”，准確及時地掌握國內外經濟信息。因此他非常重視市經濟信息中心的建設，成立了廈門市經濟信息管理領導小組，親自擔任組長，並把經濟信息中心建設列為廈門市基礎設施八大工程之一。
市裡委托一家企業設計了總體方案，近平同志組織國內75名計算機和經濟學方面的專家來廈門進行論証。要干事就要有人，我們這個信息中心是從計算機站發展起來的，開始隻有十幾個人。要搞這麼大的系統，十幾個人干不了。於是市裡就批了120人的編制。編制解決了，還要解決辦公場所，於是又撥款買了七層樓，一共5040平方米。
在近平同志力促之下，市經濟信息中心很快就建立起來了。國家計委信息辦非常滿意，把廈門經濟信息中心列為全國試點單位。到現在，信息中心運行已經30多年了，對推進廈門的信息化、加快電子政務建設發揮了很大作用，給廈門解決了“千裡眼”的問題。
我認為，近平同志當時的考慮是非常超前而又非常周到的。在一般人看來，一個城市能建飛機場就可以了，哪裡還能想到要建什麼信息中心。別人看來是可有可無的事情，他卻認為勢在必行，還把它列為全市八大工程之一。這就是他的過人之處。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在廈門工作期間，曾主持起草了“實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調研報告，您是重要的參與者。請您談談這件事情。
鄭金沐：搞自由港這個設想，最初是省委書記項南同志提出來的。1984年2月，鄧小平同志視察廈門經濟特區，同意將廈門經濟特區范圍擴大到全島，並可以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但當時我們這些人對自由港是什麼、能發揮什麼作用，隻知道個大概，認識上很模糊。除了三大政策，即：人員進出自由、資金進出自由、貨物進出自由，自由港還有哪些政策、哪些功能，大家都不清楚。這就好比送給你大餐，你都不知道怎麼下口。
為了研究自由港政策和廈門今后發展問題，1986年8月市委、市政府同意近平同志的建議，決定成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辦公室，由近平同志主抓，我擔任辦公室主任。他曾帶著課題組部分人員到新加坡考察，回來就跟我們商量，“實行自由港某些政策”，方案到底怎麼做、怎麼寫。他說：“我們要立足中國的實際、廈門的實際，不能全搬新加坡的模式，更不能搬用香港的模式，可以把它們作為重要參考。”他要求課題組的同志根據廈門的實際情況研究解決廈門自由港發展模式，爭取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發展自由港的路子。根據近平同志的意見，我們經過深入研究，認為廈門發展自由港應該採取“三步走”加“雙梯度”的發展模式。
什麼是“三步走”？就是通過分階段、分區域逐步擴大自由度。最初特區劃定面積才2.5平方公裡，后來擴大到全島。島內開放度也不太一樣，原來那2.5平方公裡的開放度高一點，老市區開放度就很低。根據廈門特區現狀，劃區分三步逐步推進，逐步增加自由港的因素，提高開放的梯度和開放的層次。第一步就是建立保稅區。廈門保稅區應該是全國最早提出來的。第二步就是以自由貿易區替代保稅區。第三步就是有限度地在全島放開自由港。
“雙梯度”，就是在三個階段的每一個階段都要保持“雙梯度”發展。如果像刷油漆一樣，先刷第一遍，等它干了再刷第二遍，一遍遍地來，這樣會很慢，所以要搞“雙梯度”推進。第一個階段是保稅區和特區雙梯度，保稅區開放力度大一點。第二個階段是開放程度比較大但管理比較嚴格的自貿區和經濟特區的雙梯度。最后是自貿區和有限度的全島放開自由港的雙梯度。
人員進出方面，特別是外國人的進出，近平同志的意見是近期可以採取落地簽的辦法，遠期可以借鑒香港的做法。后來我們也都這樣做了。
商品進出方面，新加坡之前也是學香港一下子全部放開，那樣它自己的工業一下子就會被打垮。但要是封死了，自由港就建不起來，於是它就先搞了保稅區，一共建了8個。新加坡本國有600多個產品，它把這些產品排序，哪些是可以競爭贏外國的，那麼這一類的外國產品就讓它進來，其他產品就放到保稅區去，逐步開放。這種做法，既實施了某些自由港的政策，又保護了本國的工業。我們真正在做的時候，資金、人員、商品三個方面的進出，都是用雙梯度開發的辦法。商品的雙梯度開發其實是吸取了新加坡的教訓。廈門還有很多老企業，一下子放開是承受不了的。在保稅區，外國進口的產品可以實行比較高的開放，特區（非保稅區）就逐步參照條件開放，到最后才實行整個廈門島商品的自由進出。
關於資金自由進出，一開始鄧小平同志提出，要考慮是不是發行特區貨幣。中央曾派國家計委宋劭文副主任和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同志到香港、深圳考察研究，也到了廈門。他們調研后，感到現在發行特區貨幣沒有條件，也不能採用香港的模式，即“內外兼容”的模式，而隻能借鑒新加坡“離岸金融”的模式。“離岸金融”這個概念在全國也是從廈門率先提出來的。
採訪組：您剛才提到市委、市政府成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辦公室，《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就是你們的成果吧？
鄭金沐：是的，《1985年—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就是近平同志抓戰略研究辦公室的重要成果。而組織制定這樣一個發展戰略，是近平同志對廈門一個全局性的貢獻。
我當時在市計委工作很多年了，一直都是搞“五年計劃”、年度計劃，從來沒搞過什麼發展戰略，而且特區也很少有人關注發展戰略。現在回憶起來，近平同志能提出發展戰略這幾個字就非常了不起。
為什麼要搞發展戰略？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鄧小平同志1984年來廈門視察后，把廈門特區從2.5平方公裡擴大到全島130平方公裡，而且說可以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需要組織一幫人來研究。第二個原因，是鄧小平同志題字“把經濟特區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