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檔案佐証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偉大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偉大勝利，是全民族眾志成城奮勇抗戰的偉大勝利，是中國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國以及各國人民並肩戰斗的偉大勝利。抗戰期間的日方相關檔案，再次印証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展現了日本當局對中國共產黨抗戰的真實看法。這些記錄從他者視角批駁了片面美化國民黨抗戰、否定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錯誤觀點。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具潛力的政治勢力”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革命力量的發展壯大，一直被當時日本各界所關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的抗日思想就引起了日本殖民侵略機構的重視。1929年8月，“滿鐵”在調查報告書《中國無產階級運動史》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運動最鮮明的特征是反帝國主義。”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外務省情報部官員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運動情況進行全面搜集，編制成僅供內部使用的中國共產黨史料《秘 中國共產黨1932年史》，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勢力發展迅速，尤其是在鄂豫皖區、鄂中區和鄂西南區的聯合包圍下，武漢宛如萬頃紅濤中的一葉孤舟”。

　　 一二八事變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戰爭宣言，提出“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日本東邦國策同志會在《支那事變與吾等的覺悟：把握事變的本質》中指出：“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已經從單純的發動群眾的運動轉變為自信的武力戰斗。”

　　 1933年9月，日本外事協會在《支那共產運動》中提出：“擁有四億人口、被稱為‘世界糧倉’的無限天然資源的紅色中國，與擁有廣闊領土的蘇聯進行聯合，對於日本而言可能會引發全世界的大變局。”日方這份調查檔案資料，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已使日本侵略者心生畏懼。

　　 1936年9月，“滿鐵”經濟調查會在對中國共產黨的調查報告《秘 支那赤色勢力的現階段》中指出：“中國紅色力量是以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為核心的政治力量，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經過了十多年的發展，在中國已經擁有強大的政治地位，是中國最具潛力的政治勢力。”

　　 1936年11月，日本外交協會的三島康夫在《赤軍的新研究》中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試圖以中國紅軍為中心，建立一個聯合人民戰線。”日本陸軍省新聞班在實地調查報告《時事參考 關於支那共產軍》中進一步指出：“中國共產黨軍隊的存在，對中國革命運動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共產黨作為與南京國民政府對等的特殊政治勢力，正在把近代中國按照其理想的方向推進。”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日本一方面大舉侵華，另一方面加強對敵后抗戰的調查，留下了不少原始記錄。1938年9月，日本維新寮調查手稿《滿支共產“匪軍”活動》記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華北和東北抗日勢力強大，與廣大群眾緊密團結，中國共產黨抗日思想深入民心，具有不惜犧牲生命進行抗日的革命家意氣。”手稿還有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滿”游擊區、“東滿”游擊區、哈東游擊區、湯原游擊區、海倫游擊區等地抗日游擊隊，以及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抗日斗爭情況調查，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形成了南北呼應之勢，應是日本重點討伐的目標。

　　 從日方檔案的真實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實行全國人民總動員，開放民主，改善民生，廣泛發動群眾，武裝群眾，提出並始終堅持人民戰爭的路線。

　　中國共產黨是日本“武力討伐的重點”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七七事變，挑起全面侵華戰爭。7月8日，中國共產黨發表《中共中央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來等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蔣介石。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翌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指出團結御侮的必要，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國共合作宣言的公布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標志著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中華民族空前地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

　　 面對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日軍重點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華北抗日武裝力量進行深入調查。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岡部直三郎制作的調查檔案資料《極秘 情報記錄 第1軍情第57號》顯示，“從1937年10月下旬開始，匯集在河北省廣平縣的八路軍領導的抗日游擊隊向駐扎在肥鄉和成安日軍進行攻擊﹔在阜平縣新樂西北及恆山的抗日游擊隊沿著平漢鐵路沿線前進，其勢力相當強大，攪亂了我軍的后方﹔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山西省民眾的抗日情緒高漲，在平定城內，學校的教師中黨員數量較多，公道團、犧牲救國同盟會等抗日團體遍布各縣村，他們進行了廣泛的抗日運動”。為此，日軍決定以鐵路為支點，在重要地區分散配置部隊，形成警備道路網，密切聯絡流動的軍隊與警備隊，意在“討伐”抗日游擊隊，摧毀抗日根據地。

　　 日軍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反復進行的“殲滅掃蕩作戰”“剔抉掃蕩作戰”“治安肅正作戰”“治安強化作戰”，目的是消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力量。在侵華日軍看來，不“剿共”就無法維持治安。所以，他們對八路軍、新四軍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抗日游擊區和包括廣大軍民在內的抗日力量一律進行大規模的“三光”作戰。

　　 1937年12月22日，岡部直三郎向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匯報了侵華日軍控制華北地區的指導方針，指出，“當地日軍要全面控制所佔領的城市及鐵路沿線全域”，“在華北地區要徹底‘討伐’的是中共抗日游擊隊，要運用各種方法在華北地區進行‘防共思想’的宣傳，目的是離間與中國共產黨密切聯系的民眾、‘土匪’和抗日游擊隊之間的關系，割斷抗日游擊隊與當地民眾抗日團體的聯系，達到徹底‘消滅’的目的”。按照此方針指令，日軍華北方面軍制定了《軍事佔領區治安維持實施要領》，再次強調“武力討伐的重點是共產黨，特別是早日徹底粉碎共產黨主義覆蓋所構成的地區”。

　　 1938年初，侵華日軍相繼佔領了華北地區的主要城市，控制了鐵路及其沿線的地區。大部分國民黨的主力部隊撤離，僅在山西省南部保留了一部分兵力，致使華北地區處於權力的“真空”地帶。八路軍分派第115師、第129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