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用光影記錄烽火

抗戰烽火已經離我們遠去，但留存在中華民族歷史長河中的抗戰記憶則日久彌新。

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日子裡，我走進抗戰老照片的“光影矩陣”，追尋照片拍攝者的足跡，以及那些不可忘卻的記憶。

一

1937年7月7日，激烈的槍炮聲滾過炙熱的夜空，打破了盧溝橋畔的平靜。這一天，日本侵略者悍然向橋東的宛平城發起進攻，中國軍人奮起抗擊。

盧溝橋畔的戰火硝煙很快向四周蔓延，老百姓們開始驚慌失措地逃離自己的家園。人流中，一個高大英俊的年輕人沒有絲毫猶豫，從北京協和胡同的家裡跑出來，隻身騎上自行車，朝著槍炮聲密集的宛平城逆行而去。

這個背著照相機的年輕人，名叫方大曾。

一個平民百姓，為何不顧生死，要趕赴戰斗最為激烈的盧溝橋前線？

方大曾的良師益友、著名記者范長江在《沉靜了的綏邊》中說：“青年人的腦海中，隻有光明與勝利的追求，所謂危險和艱難，我們值不得多加考慮。驚人的事業，總成功於常人不敢為之中。”

方大曾成為第一個趕到盧溝橋前線的中國戰地記者。他冒著炮火，採訪並拍攝了奮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中國軍人。

簡陋的暗房裡，門窗擋住了光亮，但擋不住遠處時不時傳來的槍炮聲。採訪歸來的方大曾，全身心投入到緊張的照片洗印中，以致忘記了自己25歲的生日。

數天不分晝夜的連續奮戰，方大曾洗印了照片，也撰寫了照片背后有關一線戰事的文字……1937年8月1日，上海《世界知識》雜志發表了署名“小方”的《盧溝橋抗戰記》和數幅紀實照片。很快，《良友》雜志、英國《倫敦新聞畫報》等國內外媒體也陸續刊發了他發自盧溝橋前線的專題攝影報道，讓世人在第一時間看到了記錄盧溝橋戰事的文字和圖片，了解了日寇的侵略暴行。

一個戰地記者的勇敢無畏，不是一天煉成的。早在1936年11月，時值綏遠抗戰爆發，方大曾就從北京趕往綏遠前線，採訪中國軍人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事跡，捕捉拍攝綏遠前線令人難忘的戰斗情景。

方大曾在戰地通訊《從大同到綏遠》一文中寫道：“時到如今，我們的民族再也不需要那溫柔幽雅的陶醉，而該有魁偉豪邁的姿態了！江南的朋友們，你們都到這裡來吧，不只是這裡的風景好，而且是因為這裡的疆土需要我們的保衛啊！”

1937年7月28日，方大曾在保定再一次與范長江不期而遇。經范長江舉薦，他成為上海《大公報》的戰地特派記者。

在華北抗日戰場上，那個曾第一個抵達盧溝橋前線的攝影記者“小方”，又穿梭在戰火最為猛烈的抗日前線，在報紙上給我們留下了《前線憶北平》《血戰居庸關》《保定以南》《保定以北》《由保定向北去》《從娘子關出雁門關》等一篇篇帶著硝煙味的戰地通訊以及相關的戰地圖片。

1937年9月30日，當國人讀到記者“小方”發表在《大公報》上的戰地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后，就再也沒有在媒體上看到他從抗戰前線發表的文字和圖片。

一個鮮活的生命連同他那帶著戰地硝煙味的圖片文字，在國人視線裡一夜之間就消失了。

在這之后，范長江在回答無數關心和打聽方大曾下落的人時說：“我相信他不會有問題，因為他的機智，足以應付非常事變，他的才能也應該為中國新聞事業，中國民族解放事業，多盡些力量。”

隨著歲月的流逝，方大曾再也沒有“顯影”，但他留下的文字和圖片，成為中華民族的永恆記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新聞史學家方漢奇曾評價說：“范長江與方大曾雙峰並峙，二水分流，一個長於文字，一個長於攝影，是中國新聞史上的雙峰，可以並存於世、並存於史、並存於書。”

方大曾在《盧溝橋抗戰記》中曾這樣寫道：“我站在盧溝橋上瀏覽過一幅開朗的美景，令人眷戀，北面正浮起一片遼闊的白雲，襯托著永定河岸的原野。偉大的盧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了！”

歷史走過了80多年的歲月，如今站在盧溝橋畔，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派繁榮景象。細細品味方大曾留給我們800多張穿越戰火硝煙的圖片，我們真切感受到中華民族不可戰勝的偉大力量。

二

1937年8月的一天，一個曾就讀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畫系、筆名叫“沙飛”的學生，背著朋友捐贈的攝影器材，急匆匆趕赴炮火連天的華北抗日前線。

沙飛曾因拍攝《魯迅先生最后的留影》等照片而一舉成名。這是他新聞攝影的開始，也堅定了他將一生奉獻給攝影事業的信念。他對魯迅始終懷有崇敬之情，把拍攝魯迅的照片底片裝在一個金屬盒子裡，一直帶在自己身上。

當盧溝橋畔響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槍聲后，沙飛意識到“務使多張有意義的照片，能夠迅速地呈現在全國同胞的眼前，以達到喚醒同胞共赴國難的目的”。當時擔任全民通訊社攝影記者的沙飛，聽到八路軍取得平型關大捷后，更是加快了趕往一線戰場的腳步。

這年底，沙飛穿上了八路軍軍裝，成為解放區第一個以新聞記者身份投身革命的攝影工作者。這個后來擔任晉察冀軍區新聞攝影科科長的攝影戰士，用手中的照相機定格了八路軍戰斗在古長城打擊侵略者的瞬間、拍攝了百團大戰激烈的戰斗場面、抓拍了國際反法西斯戰士白求恩搶救八路軍傷員的忘我畫面、記錄了抗日根據地人民生產生活以及青年踴躍參軍的黑白影像……一幅幅照片，組成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雄偉畫卷，向世界傳遞和詮釋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的不屈精神和堅強信念。

“誰都知道，在國家如此危難的今日，要挽救民族的淪亡，絕不是少數人所能做得到的事，因此‘喚醒民眾’是當前救亡運動的急務。但是，直到現在，文盲依然佔全國人口總數的80%以上。因此單用方塊字去宣傳國難是絕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的。攝影即具備如述的種種優良的特質，所以，它就是今日宣傳國難的一種最有力的武器。”洋溢著血性膽氣的沙飛，是中國攝影史上第一個提出“攝影武器論”的人。他在抗日最前線向全國的攝影人發出了呼喚：“攝影在救亡運動上既是這麼重要，攝影作者就應該自覺起來，義不容辭地擔負起這重大的任務。”

沙飛來自於抗戰一線的攝影實踐和呼吁，激勵著一大批有影響力的攝影工作者相繼奔赴解放區，來到了抗日戰爭第一線。不僅如此，沙飛還以帶徒弟和開辦攝影訓練班的方式，為晉察冀和華北解放區培養了一大批攝影骨干。在很短的時間裡，石少華、雷燁、趙烈、吳印咸、徐肖冰等攝影工作者，組成了抗日前線的攝影團隊。他們留下了眾多珍貴歷史影像，也為新中國攝影事業的發展奠定了人才基礎。

1942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戰爆發5周年之際，在河北平山縣一個名叫碾盤溝的小山村，一本伴隨著硝煙、散發著油墨香的《晉察冀畫報》誕生了。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出版發行的第一本畫報，也是沙飛等攝影戰士在槍林彈雨中多年努力的結果。

《晉察冀畫報》創刊號封面是彩色套版的八路軍挺進長城照片，封底是騎兵照片，正文用了150多幅真實記錄根據地軍民抗擊日寇的照片，圖片說明採用了中英文兩種語言。雖然創刊號隻印了1000冊，但一經出版發行，在國內外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的抗日熱情，贏得了國際友人的聲援和支持。

新中國成立后，聶榮臻元帥在回憶錄中說，《晉察冀畫報》“既朴素，又美觀，辦得很出色。在山溝溝裡能夠出版這樣的畫報，曾使許多外國朋友深感驚訝”。

三

一幅幅真實記錄根據地軍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圖片，在抗日根據地乃至更廣泛的地域傳播時，成為“比炮彈更有力量的精神食糧”。

澆灌這些“精神食糧”的不僅是攝影人的汗水和智慧，還有鮮紅的熱血和鮮活的生命。

1943年春天，乍暖還寒。在河北平山縣曹家庄一個普通簡陋的農舍裡，時任晉察冀軍區冀東軍分區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組織科科長的雷燁，緊張地進行著圖片選定和圖片說明撰寫。

此前，雷燁見到了時任晉察冀畫報社主任沙飛，便給沙飛看了近4年來他在冀東抗日根據地拍攝的戰地圖片。

在對敵斗爭異常殘酷的冀東，雷燁隨八路軍轉戰長城內外、灤河兩岸，用照相機記錄了日寇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的累累罪行。雷燁拍攝的照片中，就包括了日寇在1941年對河北豐潤潘家峪制造大慘案的真實記錄，留下了歷史的鐵証。沙飛看到這些戰地照片后，當即決定在《晉察冀畫報》出版專輯，並將雷燁留下來，在畫報社整理照片、撰寫戰地通訊。

4月19日夜晚，數百名日軍在“掃蕩”時襲擾晉察冀畫報社駐地——曹家庄。接到轉移通知的雷燁立即放下手中工作，但並未跟隨大部隊離開，而是指揮村民轉移。次日拂曉，村庄被日軍包圍。雷燁因疏散群眾延誤了最佳撤退時機，又因對當地地形不熟，在轉移時與日寇遭遇。短兵相接中，雷燁身負重傷。生死關頭，他果斷選擇掩護警衛員突圍。見警衛員執意不肯，雷燁斬釘截鐵地說：“要死死我一個，你們快撤。這是命令！”

兩名警衛員成功突圍后，孤身一人的雷燁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盡頭。這名視死如歸的攝影戰士，為了不當俘虜，在砸毀心愛的相機和自來水筆后，將最后一粒子彈留給自己，壯烈殉國。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日軍加緊了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和“圍剿”，而晉察冀畫報社始終是敵人要剿滅的重點目標。畫報社在一次次與敵人的斗爭中轉移，人員從120多人減員至六七十人。

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攝影戰士來說，1943年是極為悲傷的一年。雷燁等攝影戰士在年初犧牲后，晉察冀畫報社在年底又遭到了重創。

1943年12月，晉察冀畫報社所在地——河北省阜平縣柏崖村遭遇日軍“掃蕩”。危急關頭，沙飛和警衛員趙銀德背著裝有底片的牛皮包向外突圍﹔時任晉察冀畫報社政治指導員趙烈率領部分人員擔任掩護。

當大部分人員突圍成功時，趙烈回過頭來一看，發現有幾個人還在村裡未能沖出來。於是，趙烈奮不顧身地返回村裡援救戰友。

趙烈終因寡不敵眾，不幸中彈犧牲。一名年僅23歲的攝影戰士，就這樣英勇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在這次突圍中，晉察冀畫報社全體人員踐行了“人在底片在”的誓言，幾萬張底片無一損毀，而趙烈等9位同志把生命永遠定格在了柏崖村。

日軍撤走后，大家從趙烈身上發現了那本雷燁留下的相冊。小小的相冊，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染上了兩位攝影戰士的鮮血。

雷燁、趙烈等一大批攝影戰士，在戰火紛飛的抗戰一線，用年輕的生命詮釋了如何將攝影裝備從藝術或新聞工具，轉化為政治動員與民族救亡的武器。他們用鮮血和生命為中國人民抗戰史定格了真實、生動、有力的視覺証言。這是血雨腥風中不屈的“視覺火炬”，伴隨著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漫漫征程。

四

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誕生了這樣一幅圖片：在東方欲曉的天空背景下，一名新四軍戰士騎在駿馬之上，吹著手中的軍號。

這幅取名《破曉》的照片，后來不僅在多家雜志上刊登，還出現在小學語文課本上。

拍攝這張照片的，是時任新四軍第4師師長張愛萍。

20世紀20年代中期，尚在四川達縣上中學的張愛萍，第一次來到照相館，就被櫥窗裡的照片吸引住了，由此埋下了攝影愛好的種子。自那以后，受經濟條件制約，無法擁有一架照相機的青澀少年，凡是遇到與攝影相關的書籍便找來認真閱讀。

在倥傯的戎馬生涯中，懷揣攝影夢想的張愛萍，終於等來實現夢想的機會。在蘇北抗日戰場上，新四軍戰士在一次戰斗中，繳獲了一架德國造的徠卡相機。從此以后，官兵看到了這位杰出的軍事指揮員身上，除了手槍之外，又多了一件“武器”——徠卡相機。

在南征北戰、兵戎相見的抗戰前線，張愛萍用相機記錄了《八路軍南下部隊挺進蘇北平原》《收復青陽》等許多珍貴的戰斗瞬間，也定格了眾多抗日軍民的戰斗、練兵、生產、工作、學習與生活等場景，留下了千余幅既有藝術價值又具有珍貴史料價值的照片。

1981年12月的一天，國防科委攝影美術匯報展覽在北京舉行。張愛萍在參觀結束后欣然命筆：“妙筆，纖刀，閃光鏡，三千毛瑟莫當！”

這是張愛萍對攝影實踐的深切體會，也是對那些在抗戰烽火中誕生的影像作品給予的高度評價。

歷史不會忘記，當抗戰的烽火熊熊燃燒時，有一群無私無畏的勇士，帶著妙筆般神奇的攝影器材，攜著纖刀般銳利的鏡頭，義無反顧地沖向抗日第一線。那一張張照片，如同刺向敵人心臟的利刃，亦如鼓舞全國人民奮起的戰鼓。

三千毛瑟莫當！這些攝影作品以直觀而震撼的方式，激發了無數中華兒女的愛國熱情，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抗戰精神，成為抗戰史上永不磨滅的鐵血印記。（來源：中國軍網-解放軍報）